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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元素影响中国古代通俗文学创作
              来源: 未知   2019-03-09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历经浸染、磨合、融入,最后与儒道“三教合一”,完全本土化成为中国主流文化。其发展演进历程,在中国古代通俗文学中也留下了非常明显的痕迹。

      六朝崇佛之风盛行,从杜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感叹中可见六朝佛寺发展之繁盛。中国古代通俗文学与佛教的联系,滥觞于六朝的志怪小说。干宝《搜神记》“偶有释氏说”,自此佛学开始渗透到中国通俗小说写作中;梁代吴均《续齐谐记》载有“阳羡鹅笼”故事一则,从中可以看出自印度传入之佛教对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显著影响。故事非常离奇:“阳羡许彦负鹅笼而行,遇一书生以脚痛求寄笼中。至一树下,书生从口中吐出器具肴馔,与彦共饮,并吐一女子共坐。书生醉卧,女子吐一男子。女子醉卧,男子复吐一女子共酌。书生欲觉,女子又吐锦帐遮掩书生,即入内共眠。男子另吐一女子酌戏。后次第各吞所吐,书生以铜盘一赠彦而去。”事实上,此故事情节直接取材于佛经。《譬喻经》有“昔梵志作术,吐出一壶,中有女子与屏,处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复作术,吐出一壶,中有男子,复与共卧。梵志觉,次第互吞之,拄丈而去”。不同的是,《续齐谐记》把《譬喻经》中“梵志作术”改为“阳羡书生”,在内容上也转向表现社会的世俗问题。

      鲁迅认为,“释氏辅教之书,《隋志》著录九家……今推颜之推《冤魂志》存,引经史以证报应,已开混合儒释之端”。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颜之推是正宗儒学传人,其《颜氏家训》为中国人所熟知,但其志怪小说《冤魂志》开“混合儒释之端”,可见佛学在中国小说萌芽阶段就已经开始对之浸染、渗透。因此,我们可以将六朝之鬼神志怪小说视为中国通俗文学与佛教联姻的发轫。

      从初唐的崇佛到韩愈《谏迎佛骨表》公开反对佛教,及至唐武宗灭佛,佛教在唐代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唐代变文、传奇是通俗文学与佛教联姻发育期的文学生产形态。作为唐代说唱伎艺转变的底本,变文是在佛教僧侣所谓“唱导”的影响下,继承汉魏六朝乐府诗、志怪小说、杂赋等文学传统逐渐发展成熟的一种文体。唐代早期的变文是以“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的讲经形式和民间说唱形式相结合来演绎佛经神变故事的。它同唐前期绘画中描摹佛本生故事的“变相”一样,首先出现于佛寺禅门,是把佛教经典艺术化、形象化的产物。僧人为了使深奥的佛理经义通俗化,招徕更多的听众,于是逐渐加进了一些历史故事和现实内容,即所谓“商榷经论,采撮书史”。据梁释慧皎《高僧传·唱导论》叙述,僧徒宣扬佛理“如为出家五众,则须切语无常,苦陈忏悔;若为君至长者,则须兼引俗典,绮综成辞;若为悠悠凡庶,则须指事造形,直谈闻见;若为山民野处,则须近局言辞,陈斥罪同。凡此,与事而兴,可谓知时众,又能善说”。所以,这种文体的特点是有说有唱、韵白结合、语言通俗、接近口语,题材多选自佛经故事。张中行指出,唐五代变文的“故事内容不管是用什么体裁表现的,往往会提到僧徒、寺院、修持、神通、菩萨、罗汉,乃至阎罗、地狱、鬼魂、报应等等”。来源于佛经故事的唐代变文散韵结合、长于铺陈,创造出人神混杂的世界,后世明代神魔小说直接承接于此。

      唐传奇在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中具有特殊地位,作者产生了小说创作的自觉意识。唐代传奇的两大代表人物元稹与李公佐的小说带有更明显的佛学影响痕迹。元稹《莺莺传》讲述的崔张故事发生的背景在佛寺普救寺,李公佐《南柯太守传》中黄粱一梦的故事更是透露出佛教“空”“幻”的观念。《莺莺传》《南柯太守传》进而影响了元明戏曲,王实甫的《西厢记》、汤显祖的《南柯记》均源自这两部传奇。

      宋代援儒道入佛已经成为社会共识,无论是王安石的新学,还是苏轼父子的蜀学,抑或是程朱理学,“儒表佛里”成为各派学说的共同特点,即在正统儒学的外表下都暗含着佛家的因子。这种思想现实在通俗文学中的表现,即宋元戏曲话本与佛教已经融为一体。众所周知,佛印是著名佛教界人士,苏轼是佛学造诣很深并与佛教界人士关系密切的文学大家。人们据此创作了大量戏曲、小说,如元代昊昌龄《花间四友东坡梦》以苏轼贬谪黄州后的经历展开故事,苏轼欲用计迫使佛印还俗,共到官场为黎民苍生分忧,不料反遭佛印算计,于梦中与花间四友欢情一场。苏轼梦醒时方觉南柯一梦,乃至大彻大悟,觉得红尘俗事、功名利禄、风花雪月都是一场空。僧人佛印的世俗化和士人苏轼的佛心佛性在剧中得到了真实的再现。除此之外,表现佛印与苏轼之间交往故事的戏曲小说还有元代杨景言的杂剧《佛印烧猪待子瞻》、明代陈汝元的传奇《金莲记》;小说则有《五戒禅师私红莲记》《东坡佛印二世相会》《东坡佛印二世相会传》《明悟禅师赶五戒》《佛印师四调琴娘》等,其中佛教因素的渗透影响显而易见。

      明清时期,佛教已经摆脱了外来者身份和标签,儒释道“三教合一”成为社会精英与民间的普遍共识。这在明清之章回小说中表现得尤其明显。神魔小说《封神传》就是这种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典型代表,“其间时出佛名,偶说名教,混合三教,略如《西游》” 。

      除了“混合三教”,“因果报应”也成为中国古代人情小说续书的基本模式。明之人情小说《金瓶梅》是明代所谓“四大奇书”之一,清代丁耀亢的《续金瓶梅》,卷首即有《太上感应篇阴阳无字解》,主旨无非讲因果报应。正如鲁迅所言:“《续金瓶梅》主意殊简单……俱述他人牵缠孽报……又杂引佛典道经儒理,详加解释……顾什九以《感应篇》为归宿,所谓‘要说佛说道说理学,先从因果说起,因果无凭,又从《金瓶梅》说起。’” “一部《金瓶梅》说了个色字,一部《续金瓶梅》说了个空字,乃自果报,转入佛法”。当然,《续金瓶梅》的“所谓佛法,复甚不纯,仍混儒道,与神魔小说作家意思无甚异”。鲁迅看出了儒释道“三教合一”对于中国通俗小说的深刻影响。《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集大成之作,其中贯穿始终的“空”“幻”实为佛家、道家思想的融汇,其续书也大多难逃“因果报应”之类佛学的影响,甚至连《聊斋志异》等拟唐小说的末流,如俞越的《耳邮》等也堕入因果报应之类的宿命。

      纵观古代通俗文学,从六朝志怪、唐代之变文传奇、宋元之戏曲话本到明清之章回小说,其发展都与佛学在中国的萌芽、发展、成熟、生根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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