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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她以双耳听乾

来源:未知 时间:2019-11-22 23:08

  每年十月,仿佛是世界的文学月,各国文学读者大多在关注文学诺奖的去向。但今年,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一致地料到,诺贝尔文学奖最终会花落白俄罗斯家。获奖新人是入围两年多的女作家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她的代表作有《战争的非女性面孔》(1985)、《最后的证人——100个非孩子的故事》(1985)、《锌制男孩》(或译《锌皮娃娃兵》1989)、《切尔诺贝利的祈祷》(1997)和《二手时代》(2013)等等。尽管在诺奖宣布前,西方人文图书界里她的呼声很高,不过,白俄罗斯文学对于众多的中国读者来说,毕竟还是陌生多于熟悉。

  白俄罗斯文学与乌克兰文学和俄罗斯文学一样,在中世纪前都属于统一的古罗斯文学,即基辅罗斯文学,圣徒传记文学为其主要类型。直到15世纪后,白俄罗斯文学才开始具有民族文学的一些相对独立的特征。1934年成立了白俄罗斯作协,在苏联时代它又与14个加盟共和国的文学一起构成了统一的苏联文学。战后,以佩辛为代表的前线诗人的作品在苏联战争文学中名声鹊起,他们歌颂苏联将士、人民的英勇牺牲精神和功勋的作品引人关注,1970年代前后贝科夫和普塔什尼科夫等著名白俄罗斯作家开始关注创作自由和道德问题。现代白俄罗斯文学与俄罗斯文学一样曾经是苏联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贝科夫和阿达莫维奇等白俄罗斯作家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就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白俄罗斯评论家模仿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都来自果戈里的《外套》”的说法,在评论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等后起的白俄罗斯作家的创作时说“他们都来自阿达莫维奇”。

  1980年代苏联进入“重建”时期,1930年代的“清洗”与肃反扩大化的历史题材进入白俄罗斯作家视线,原来占据主流的苏式现实主义写作式微。阿列克谢耶维奇创作崛起时恰逢这样一个时代氛围。她的作品大多是苏联晚期与后苏联时代社会与生活情绪的回声。

  1984年,在卫国战争四十年的前夕,刚刚开始崭露头角的阿列克谢耶维奇,凭借不俗的实力以一部内容别致的纪实型战争小说登上苏联文学的中心舞台。起初,作品在《十月》文学杂志上连载,而后又出了单行本,总销量在200万册以上。这部畅销书有一个吸引读者眼球的名字《战争的非女性面孔》(国内中译本名《战争中没有女性》或《我是女兵,也是女人》)。

  三十年后,《战争的非女性面孔》被书评界誉为当代最著名的战争小说之一,是阿列克谢耶维奇“乌托邦之声”系列的开卷之篇,作品问世后已经翻译成20多种语言在欧美亚各国出版,反响很大,有不少国家还将这部小说列入中学和高校的文学教纲。

  这部作品集中以女性的视角、女性的独特感受回顾述说那场长达四年的战争苦难。以女性的视角讲述战争或以女性为战争小说叙事主角并不罕见,在著名的瓦西里耶夫的中篇小说《这里黎明静悄悄》中这种审美视角就初露端倪。但如此集中地完全从普通女性的身份与感受来叙述前人未道的战争体验,彰显和深化延展与苏联文学悠久的人道主义创作传统,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新作还是颇有其独特之处和特别的功力。

  作者为这部作品的体裁在俄文中使用的是“中篇小说”的术语(повесть),这与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和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所标注的体裁名称是一致的。作家在使用“中篇小说”这一术语时,有时似乎在刻意强调与“长篇小说”的虚构的不同。比如,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在上述两部作品的开篇中都故意说是根据偶然获得的故事主人公的遗留的笔记、日记或手稿写成,或者干脆就是代亡人发表作品,以显示故事的真实性。而在结构上,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这部作品与这两部俄罗斯古典名著也有某些类似——都是由短篇记述或故事串联而成。这充分体现生活在俄语经典文化大语境中的白俄罗斯作家所受到的前辈文学的强势熏陶。不过,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创作也有自己的艺术特色——总体上的纪实特征,口语体的文字风格,好似一部情态各异的个性化口述体战争野史,借以彰显她作为媒体记者真实直接的叙述优势。

  评论界认为,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这部作品奠定了她独特的艺术-文献创作系列的基础。与我们熟悉的“报告文学体裁”不同,她的创作在于它的特别个性化聚焦的特征。国外评论界和诺奖评委并没有将它从非虚构作品种类中排除。所以,将她的作品与同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回忆录类型作品相提并论是不恰当的。

  诺奖评委给她的授奖词极为简明,但其中“多声部的”的关键词表明她创作内涵的复调性特征。多声部原本是俄罗斯语言哲学家和文论家金的著名文评术语,用来专门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典创作。在这位俄罗斯古典文学大师的笔下,对当代社会问题的反应通常不是独白式的,而是呈现出思想交锋“众声喧哗”的多声部语态。阿列克谢耶维奇一直在努力寻找自己的体裁形式,其实,也是在追寻前人的足迹实践今人的审美宗旨。奥地利小说家茨威格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双耳听乾坤”的人,阿列克谢耶维奇不也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后继者吗?“我长时间在寻找一种体裁,这种体裁能够符合我看见的世界,那种使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满意的体裁。于是我选择了众声喧哗的体裁。我的书是从街道上看来的和听来的。”她的作品多数是她听来的另类讲述,比如,《最后的证人——100个非孩子的故事》记述的是7-12岁孩童口中的战争侧面微叙事。

  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的思想意识和心理情绪也呈现出这样的多声部形态。在她的作品中既有苏联传统的主流意识,又有“重建”时期对传统思想观念的反思,既有男性的声音,也有女性的声音,既有成年人的话语,也有过早成熟的孩子们的嗓音,等等。

  “笑文化”也是斯拉夫文学传统中的显著特征。阿列克谢耶维奇残酷的战争文学的多声部中,不仅听得到哭泣的声音,也有面对苦难时的“苦笑”之声。其作品也展现了斯拉夫文学传统的巨大讽刺韵味。

  阿列克谢耶维奇也是斯拉夫苦难审美文学传统的当代传承者。她坚持“文学是人学”的悠久人文传统,特别是被命运忽略的小人物。她声称“我在寻找永恒的人”。茨威格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古典文学,尤其是独特的宗教救赎文学对苦难的审美时,借用了哲学家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表述句式,说出了“我苦故我在”——就是一种独特的苦难审美。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苦难审美不仅仅是类似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那样的战争苦难的审美之作,而且她将这种文学传统延伸到20世纪对灾难的审美——“灾难审美”的苦难文学成了这位作家创作的新构成。不能忘记却被世界忽略、深受切尔诺贝利灾难影响的白俄罗斯人的凄凉境遇,催生了她笔下的《切尔诺贝利的祈祷》。“我不在教堂祈祷,我在自己内心祈祷”。

  不能忽视的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母亲是西乌克兰人,所以,她真正的母语也包括乌克兰语。对于谙熟西方与俄罗斯长期思想暗战的读者来说,她之获奖当然不是偶然的,也不意外。(吴晓都,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秘书长。)

  这种讲故事的方式,记录口头故事、生活的声音,早在我之前就已经根植于俄罗斯文学传统中了。我指的是丹尼尔·格兰宁(Daniil Granin)和阿莱斯·阿达莫维奇(Ales Adamovich)关于列宁格勒保卫战的写作。比如说《我来自火热村》(I Came from the Fiery Village)。这些书籍激发了我自己的写作。我发现,生活对同一事件提供了如此多的版本和解释,无论小说还是文件都无法单独的呈现这种多样性,我感觉到我必须寻找到新的叙事策略。我决定搜集大街上的声音,那些沉睡在我身边的原料。每个人提供他或她自己的事情,慢慢我意识到可以做一本书出来了。生活行进的如此之快,只有当我们聚集起来才能呈现出一个的图像。我的五本书都是如此写成的。书中的那些英雄、感受和事件都是线页的故事最后可能只留存下5页甚至半页。我问他们许多问题,我选择片段,我通过这种方式参与创作每一本书。我的角色不只是大街上的者,更是一个观察者和思考者。对旁观者来说这可能是很简单的过程:人们告诉我他们的故事。但并非这么简单,重要的是你问什么和怎么问,以及你听出了什么和你在采访中选取什么。我想你在全方位展现生活时不能没有事实记录和人们的证据,那种图像是不完整的。

  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andravna Alexievich),1948年生于苏联斯坦尼斯拉夫(现为乌克兰的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白俄罗斯记者、散文作家,擅长纪实性文学作品。她用与当事人访谈的方式写作纪实文学,记录了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事故等人类历史上重大的事件。已出版的著作有:《战争的非女性面孔》、《最后的证人》、《锌制男孩》、《死亡的召唤》、《切尔诺贝利的祈祷:核灾难口述史》等。